由美國人艾·里斯、杰克·特勞特著的《商戰》是一本很有意思的書。名為“商戰”，但書中既有“戰”的思維，也有“和”的策略——甚至，“避戰”、“不戰”、“大路朝天，各走一邊”等“商和”之道實際上才是作者強調的優先選擇。
這和我們蒙牛集團的發展策略，倒是不謀而合。蒙牛一創立，學習的便是“不戰而勝”的思想。《孫子兵法》說：“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蒙牛文化基本上是“反戰”的，我們推崇的許多理念也體現了這一思維。比如，“與自己較勁”，“調整自己最簡單，改變別人難上難”，“看別人不順眼，是自己修養不夠”，“要自責，不要指責”，“放射自己的光，但不要吹熄別人的燈”……在容易發生人際沖突的地方，我們豎起這樣的牌匾：“太陽光大，父母恩大，君子量大，小人氣大”。
在蒙牛的“詞典”里，沒有“競爭對手”，只有“競爭隊友”。作為行業領導者，我們從來的出發點都是做大整體蛋糕，與同行共生共榮，而不是消滅同行。我們的觀念是，行業是一口“鍋”，企業是一只“碗”，鍋里挺一挺，碗里全都有。目前，我們正在打造“中國乳都”，讓內蒙古成為“乳業的中心”。
在我的辦公室的墻面上，就掛著“競爭隊友”的戰略分布圖。這些競爭伙伴不是競爭對手，而是競爭隊友。以伊利為例，我們不希望伊利有問題，因為草原乳業是一塊牌子，蒙牛、伊利各占一半。雖然我們都有各自的品牌，但我們還有一個共有品牌“內蒙古草原牌”和“呼和浩特市乳都牌”。伊利在上海A股表現好，我們在香港的紅籌股也會表現好；反之亦然。蒙牛和伊利的目標是共同把草原乳業做大，因此蒙牛和伊利，是休戚相關的。
《商戰》也是一本寫得很精彩的書。它研究軍事戰爭，然后把它類推到商業范疇；它研究商戰案例，然后把它歸納為商業原則。它列舉的大量案例體現了“實證研究”的態度，這比許多概念化的“空對空”書籍好得多。
此書中的許多思想閃耀著智慧的靈光。它說，“最佳的防御就是有勇氣攻擊自己”。這實際上與蒙牛倡導的“與自己較勁”如出一轍。與自己較勁，就是什么問題都從自身開始考慮，考慮是不是自身的問題，自己能不能做出改變？自己還需要做出什么改變？為了做成、做好事情，強迫自己改變；而不是出現問題的時候，首先去埋怨別人，指責別人。畢竟，城堡往往不是從外部攻破的，而是敗于內亂。所以，“有勇氣攻擊自己”才能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與自己較勁的人，是希望改善自己的人，是一個自助的人。他需要面對著自己的“傷痛處”痛下殺手，需要自己往自己的“傷口”撒鹽。但是，這些“自虐”是不會白白承受的，天助自助者，當他們在改善自己的時候，當他們努力之后，上天也會幫助他們，讓他們實現自己的目標，達成自己的愿望。
書中又說，“每家企業都是顧客導向的，如果已經有很多企業在滿足同一批顧客的需求，知道這些顧客的需求是什么就沒有多大幫助……今日的企業若要成功，就必須是競爭導向的。”《商戰》對既有觀念的挑戰頗具振聾發聵之勢。
今天，全球化擺在我們面前，中國要融入世界、與國際接軌，就要充分熟悉、遵循、駕馭全球競爭的游戲規則。此時，把開花結果自西方的《商戰》翻譯過來，不失為一場“及時雨”。我這樣說，并非是說國內原本不存在商戰，而是說，全球競爭要比國內競爭殘酷得多、復雜得多、頻繁得多，所以使用的工具也應該多樣化、現代化、全球化。
很多時候，不是我們要發動戰爭，而是別人把我們卷入了戰爭，不期然而然。一個持合作觀念的企業，碰上一個持戰爭觀念的企業，如果不能因變制變，那么，無異于徒手去擁抱一個暗藏匕首的人。
假如商戰不可避免，那么，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為什么而戰”，接下來還要研究“怎么個戰法”。
為落后而戰、為守舊而戰、為偏見而戰，是可恥的；為先進而戰、為創新而戰、為正義而戰，是光榮的。僅僅出于企業自身利益而戰也是狹隘的，心系大局，為祖國崛起、民族振興、老百姓脫貧致富而戰才是偉大的。
任何一個國家的崛起，都離不開一批自覺擔負時代使命的先驅。國家與國家的競爭，戰爭年代靠軍隊，和平年代靠商隊。而商隊之戰實際上包含著人品之戰，做人居先，做事居后；“商和”為上，“商戰”為下。
反過來，沒有國家的昌盛哪有企業的繁榮！百年前，胡雪巖何等能耐，卻失足于洋人的陷阱；今天，就連小作坊出來的“中國制造”都已踏遍全球。國運決定家運、企運!
方向明確了，至于怎么個戰法，用得上一句話：兵無常勢，水無常形，戰無定法。但這并不妨礙人們探索商業競爭的內在規律，這些內在規律也的確可以指導形形色色的商戰。里斯和特勞特的《商戰》，作為對東西方影響深遠的“定位”理論的延伸，對商戰中如何搶占消費者的心智資源闡發了獨到的見解，必能給我們以有益的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