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巨人——鄧小平同志與中國汽車工業

鄧小平現場乘紅旗車閱兵

　　　　　　　　　　　　　　　　

　　一個東方小個子的百年傳奇和由他親身歷經創造與發展的百年中華發展史，在他離開人民7年后，愈發使他的思想脈絡和理論基礎更加清晰，并展現在中國百姓日益步入殷實“小康”的具體戰略目標中——國力的增強，實現人均800美元的收入，使置身于每一個生活得到改善的中國人在想起他時，都會肅然起敬。

鄧小平現場乘紅旗車閱兵

　　　　　　　　　　　　　　　　　　
　　汽車制造業與全球經濟的結合，使國與國、先進技術與日益發展的人類科學距離越來越縮短。鄧小平從提高綜合國力出發，在二次“南巡”前就講過：“如果不是開放，我們生產汽車還會像過去一樣用錘子敲敲打打，現在大不相同了，這是質的變化。質的變化反映在各個領域，不只是汽車這個行業。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都要搞開放，西方國家在資金和技術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

　　1980年7月22日，鄧小平同志在第二汽車制造廠視察的時候，提到自己和汽車工業的淵源，他說20世紀20年代初曾經在法國雷諾汽車廠做過鉗工。1925年11月6日，是年21歲的鄧希賢(鄧小平)到比楊古爾的雷諾汽車廠做工，作為熟練工種工人分配在76號車間學習鉗工，計件工資的單位工價一法郎五十生丁。

　　鄧小平批準汽車業中外資“結婚”

　　1978年10月，李嵐清受命參與領導同美國通用汽車公司談判重型汽車項目的技術引進。在談判過程中，該公司的董事長湯姆斯.墨菲向中方提出了一個問題。他說：“你們為什么只同我們談技術引進，而不談合資經營(joint venture)？”

鄧小平同志與發展中的中國汽車工業

　　　　　　　　　　　　　

　　李嵐清同志回憶說：盡管我們懂得一些英語，知道“joint”是“共同或共擔”，“venture”是“風險”，連在一起似乎應當是“共擔風險”，但對它的確切含義并不清楚。于是墨菲就讓他手下的一位經理，向我們詳細介紹了“joint venture”的含義：就是我們雙方共同投資，“合資經營”企業。這位經理還向我們介紹了合資經營企業的好處，怎樣搞合資經營，以及他們與南斯拉夫建立合資經營企業的經驗，等等。

　　這位經理介紹以后，墨菲還補充說：“簡單地說，合資經營就是把我們的錢包放在一起，合資共同辦個企業，要賺一起賺，要賠一起賠，是一種互利的合作方式。若要再說得通俗一點，合資經營就好比‘結婚’，建立一個共同的‘家庭’。”

　　聽了這番介紹后，中方一方面感到新鮮有趣，增長了知識；另一方面卻又認為，盡管他們說得有道理，但實際上是不可能的。當時我想：你們是資本家，我們是共產黨，怎么能同你們搞合資經營呢？特別是他提到，合資經營就好比是“結婚”、“建立共同家庭”，就更不可思議。你是大資本家，我是共產黨員，我能同你“結婚”嗎？

　　盡管這樣，按照當時的規定，凡是比較重要的對外談判項目，每次談判都要向國務院引進辦公室寫簡報，我們也就把談判的情況如實上報了。但出乎意料的是，這份簡報竟引起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當時分管這方面工作的谷牧副總理看到簡報后，認為很重要，立即批請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各位領導同志傳閱。其他領導同志都一一圈閱，鄧小平同志閱后不但畫了圈，還在簡報中關于通用汽車公司建議搞合資經營的內容旁，批上了“合資經營可以辦”這樣一個十分重要的批示。得知這個消息，大家十分的驚喜，禁錮的思想一下子被解放了。

　　后來，國家計委副主任顧明同志為轎車項目向鄧副主席請示，問轎車項目可不可以搞中外合資經營，鄧副主席說：“可以，不但轎車可以，重型汽車也可以搞合資經營。”

　　1979年3月21日，由副部長饒斌同志帶隊，第一機械工業部赴美與通用汽車公司進行合資經營的談判。但意外的是，當時該公司的決策機構竟否決了董事長墨菲與中國搞合資經營的意向，使談判未能繼續進行。而德國大眾汽車公司卻對與我國搞合資經營很感興趣，捷足先登，率先在汽車工業領域與我國辦成了第一家合資經營企業——上海大眾汽車公司。

　　催生新中國汽車工業

　　最早參加新中國第一個汽車制造廠建設的陳祖濤回憶了幾件事情；1953年從西南調到北京的鄧小平擔任中央領導工作，直接參與國家建設的重大決策。1953年6月，第一汽車廠的建設計劃遇到一些實際問題，主要是提高產量、追加投資和縮短建設時間，由原定的四年改為三年。為此一機部向中央寫報告說“四年完成就有困難，三年完成更無把握；但是如果不這樣亦有若干需要考慮之處，會帶來一系列的問題。”

　　中央很快開會討論這件事，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鄧小平等出席，鄧小平發言同意劉、周、朱等領導人的看法，支持三年建成第一汽車廠的計劃。會議的決定形成文件以后，毛主席在6月9日簽發了《中共中央關于力爭三年建設長春汽車廠的指示》號召全國都來支援一汽的建設。

　　陳祖濤說；我第一次見到鄧小平同志是1958年的9月19日，當時我還年輕，鄧是和李富春副總理，楊尚昆、蔡暢一起來一汽視察。剛好在8月我們造出中國第一部高級轎車-紅旗，裝有V8頂置氣門200馬力的發動機，外表莊重大方，富有民族特色。

　　鄧小平問廠長饒斌，紅旗的性能比伏爾加和吉姆怎么樣，饒斌說；比它們高級。鄧小平很高興；比吉姆還高級，你們可以多生產，油不夠燒酒精，反正做酒精的紅薯干有的是，只要不燒茅臺酒就行。小平同志用幽默的話語肯定了紅旗的成就，也為大型轎車的發展提出新的思路。伏爾加、吉姆和吉斯分別是前蘇聯進口的轎車，吉斯是最高級的，中央領導人乘坐的，吉姆是省部級干部用車，代表當時汽車工業的先進水平。后來中央書記處堅定支持紅旗的發展，把制造紅旗轎車作為政治任務來抓。

　　小平同志在一汽和李富春同志總結了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工人、技術人員、干部三結合的經驗，后來增加鞍鋼的改革不合理規章制度的做法，形成一個“兩參一改三結合”經驗，向政治局匯報以后，毛主席總結為《鞍鋼憲法》作為社會主義企業制度向全國推廣。

　　在58年大躍進的時代，小平同志很冷靜的看待形勢，由于他在國外曾經是汽車產業工人，清醒的看到中國和世界的差距，沒有因為我們造出比吉姆高級的轎車而頭腦發熱，他后來指出中國的汽車工業還是在兒童團的時代，要發展汽車工業就要走專業化協作，發展大生產的道路，他強調說；要改造兒童團。

　　陳祖濤說，我很驚訝鄧小平這樣的領導人會有這樣深刻的見解。

　　小平同志的睿智，還表現在細節上。二汽建成以后，我們自己開發的發動機遇到一些問題，主要是溫度過熱，我們一直找不到結癥所在，結果事情傳到小平同志那里，他說；這個事情簡單，到國外找一家知名的發動機公司給咨詢、診斷一下，看看問題出在哪里。后來我們與英國里卡爾多公司合作，他們認為我們設計的發動機是很經典的但是也存在一些問題，經過大家的共同努力，我們的發動機終于成為可靠性、動力性都具有先進水平的機器。

　　支持建設發展二汽

　　原汽車司辦公室主任李清介紹小平同志在決策二汽建設方面的情況；1964年中央考慮開始籌建二汽，原設想在中南地區選址由湖北包建，又擔心戰爭發生炸長江大橋影響二汽發展，考慮改在四川。1959年有領導主張在湖南建毛澤東汽車廠，就去湖南選址。65年考慮打仗需要，決定建在三線地區。1965年9月，中央工作會議決定川漢鐵路不經過湖南而過湖北。11月一機部部長段君毅飛抵四川，向正在四川視察的鄧小平請示，根據中央決定改線，二汽可在襄渝沿線選擇廠址。鄧小平經過慎重考慮，同意了段部長的意見。1966年一機部給中央寫報告表示；根據小平同志指示和鐵路修建計劃，二汽廠址選在鄂西北鄖縣的十堰一帶。

　　14年以后，鄧小平來到二汽，其間他和二汽一樣經歷了許多艱難坎坷。

　　他在四川乘船途徑葛洲壩的時候就問“這里離二汽多遠？”得到不遠了的答復以后，決定從武漢乘火車到二汽去看看。他在湖北省委陳丕顯書記的陪同下，1980年7月22日，鄧小平來到十堰，受到二汽負責人黃正夏、王兆國以及河南省委書記段君毅、胡立教的歡迎。陳丕顯說，這次鄧副主席來二汽，完全是自覺自愿的。

　　有著在國外大型汽車制造廠工作經歷的鄧小平，懷著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審視著當時中國最具先進水平的汽車制造企業，他看到車間大拉床上的廠標‘濟南第二機床廠’時，掩飾不住內心的喜悅，就把段君毅拉到身邊說；我們的機械工業能造這個，不錯嘛！現在看，以我國自造設備為主，適當進口些高精度設備，這樣武裝現代化工廠的道路和經驗值得總結。

　　在負責同志介紹二汽自籌資金分期建設的續建方針時，鄧小平點頭稱贊說；我看過國務院批準你們這樣做的文件。接著又問道；四川大足汽車廠是不是可以照二汽的辦法辦？

　　在總裝廠擺放的各種型號的東風系列產品引起小平同志的極大興趣，他說；一定要注意品種系列化的生產，汽車廠也可以生產非汽車產品。二汽注意滿足軍用這是好的，但是從長遠、根本看，主要應搞民用的，軍隊要車，可能第一批要的多，以后就逐漸減少。你們又搞5噸，又搞8噸，都是民用的，這很好。

　　小平同志觀看軍用越野車的爬坡表演，他說；兩噸半越野車，我知道，聽說在對越自衛反擊戰中還立了功，部隊很歡迎。看到越野車爬上32度的陡坡時，他滿意的點頭說；能爬上這么陡的坡，部隊當然歡迎。

　　二汽的負責人匯報說，前來視察和參觀的領導和外國朋友都認為；我們的建設和發展顯示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決心和魄力，鄧小平說；中國搞四個現代化應當有這樣的信心嘛！

　　匯報到法國雷諾汽車公司希望合作的時候，小平同志笑了，他說；那好呀，雷諾汽車廠我知道，20年代初我在這個廠作過工。從這個情況可以看到一個問題，目前資本主義國家汽車好象已經飽和，還有生意可做。既然汽車可以出口，其他機械產品也應當能夠出口，這說明外貿潛力很大，只要把質量搞好就能出口。

　　二汽負責人匯報其他企業采用多種形式籌組聯營公司的設想，小平說，應當這樣搞，不這樣不能打破‘小而全’這是保護競爭、促進聯合，二汽這樣的大廠，應當作為中心，帶動幾個省搞專業化協作，把專業公司組織起來。

　　在鑄造一廠，看到干凈整潔的車間，他感慨地說；一般鑄造車間都很臟，這里卻比較干凈，溫度也適宜，這不僅對工人的健康有好處，而且對鑄件的質量也有密切關系。

　　小平對二汽的評價是：二汽生產好，管理也不錯！看了二汽說明我們中國的機械工業是不錯的，有許多設備可以造，汽車能過關嘛！機械行業行，別的方面也行嘛，就是說；從汽車工業可以看出機械工業的水平。

　　當時76歲的鄧小平對二汽有39歲的廠級領導王兆國等年輕干部尤為高興，他認為這說明中國人才輩出。

　　決策中外合資汽車企業

　　福特(中國)公司副總裁許國禎介紹說；上個世紀初，國父孫中山先生就給美國福特汽車公司的福特先生寫信，希望他能夠幫助中國制造汽車。后來這個愿望被福特先生的后代實現了，1979年率代表團到中國進行汽車項目洽談并受到鄧小平先生接見的正是亨利.福特二世和他的公司其他成員。這件事在美國引起強烈反響，認為是一個非常積極的信號。

　　上海大眾的饒達回憶說，鄧小平對汽車工業的最大貢獻是同意進行中外合資，當時外國轎車進口很多，外匯就很緊張，國家考慮搞汽車組裝，以產頂進，可是許多外國汽車廠家不愿意把技術引進到中國，所以我父親(饒斌)和陳錦華(時任上海副市長)寫報告給中央，要利用外資改造上海牌轎車，李先念、余秋里等都作了批示，一機部向美國的通用、福特、日本的豐田、日產，法國的雷諾、雪鐵龍，德國的奔馳、大眾等著名企業發出邀請電。

　　豐田公司以正在和臺灣洽商30萬汽車項目宛拒，奔馳公司說不轉讓技術，除此之外其他公司都表示了興趣。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在1978年10月21日派出大型訪問團，主要談轎車和重型汽車項目。

　　接觸之后，外國汽車公司都認為中國轎車工業基礎太差，興趣不大。美國通用公司提出，中方最好用“中外合資經營”的方式進行合作，我父親當時是一機部長，認為這個建議很好，但要中央高層才能決定，于是確定項目以后報國家計委請示鄧小平同志，這個事情是當時國家計委副主任顧明負責的，他很快向鄧副主席作了請示; “轎車項目可不可以搞中外合資經營”，鄧說，“可以，不但轎車可以，重型汽車也可以嘛”，還講了中外合資經營六大好處。轎車項目中央已同意合資經營，今后就按中外合資經營項目與外商談判。

　　此時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正值“解放思想”、“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歷史時期。許多專家表示，“沒有小平同志的支持，也就不會有上海的轎車合資項目”。

　　當時這么大的項目而且是與外資合作，誰也不敢拍板，只有鄧小平有這個膽識和氣魄。有了他的意見，才有上海大眾今天的輝煌。雖然北京吉普是新中國第一家合資的汽車企業，但是它比上海大眾籌備的晚，只不過簽約早于大眾。從桑塔納談判的背景來看，這正是思想解放的產物和改革開放的成果。

　　陳祖濤也印證了饒達的看法，他說，小平同志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提倡“拿來主義”，他的這個意見在二汽內部傳達時我就覺得這個政策非常英明。上海大眾的項目是饒部長在小平同志的支持下搞起來的，北京吉普這個項目是新中國第一個汽車合資項目，也是在小平同志改革開放總體思路的指導下進行的。這個項目報到中央以后，小平同志在國務院會議上明確表示同意在北京建立中美合資企業，當時我在中汽公司帶隊去美國談判的。

　　1989年以后，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遇到一些坎坷。上海大眾負責媒體的陸軍介紹說；1991年1月28日，鄧小平來到在他關注下建設起來的上海大眾汽車公司，在現代化的廠房和全自動流水線面前，小平同志感慨萬端，他說；閉關自守不行！老人回憶往事；‘文革’時有個風慶輪事件，我和‘四人幫’吵過架，才一萬噸的船吹什么牛！1920年我去法國的時候坐5萬噸的外國郵船。現在中國改革開放了， 10萬噸20萬噸的船也可以造出來。如果不是開放，我們造汽車還是象過去一樣靠敲敲打打，現在不同了，這是質的變化。小平特別強調，質的變化反映在各個領域，不止是汽車行業。他意味深長的說；開放不堅決不行，現在還有很多障礙阻擋著我們…..

　　1992年1月中旬，距離在上海大眾講“開放不堅決不行”一年以后，小平同志來到深圳、珠海等地，中央辦公廳給廣東的指示是小平同志去“休息”，但他的一系列談話后來被中央確定為“南巡講話”，并作為中央一號文件下發，再次掀起改革開放的熱潮。

　　陳祖濤深有體會；我們從一汽建成到全國第一個100萬輛用了40年的時間，小平同志去世前生產100萬輛用8年，前現在生產100萬輛只用1年的時間，事實雄辯的說明他的遠見卓識。

　　紅旗浴火重生

　　1984年8月，北戴河，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饒斌心情從未有過這樣的沉重，中央領導決定紅旗轎車停產，迎賓及領導用車使用進口車。同年，中央決定10月1日國慶35周年之際，在北京舉行盛大閱兵式。軍委主席鄧小平用什么檢閱車成了中國汽車人心理的懸念。很快就有了答案—紅旗！

　　時任中汽公司總經理的陳祖濤回憶說；這是一個絕密的事情，由中央警衛局副局長直接找我給一汽下達任務，制造防彈檢閱車。我們研制的防彈檢閱車的底盤是裝甲鋼板，一般的炸彈都炸不壞，可以升降的防彈樹脂玻璃。樣車試制出來以后專門到靶場進行實彈射擊，效果一般，改進以后安全性能非常好。檢閱車是敞蓬的，要求自動升降的軟蓬也能防彈。當時這種材料制造技術只有美國有，但是得到它很困難，一是美方以軍事用途為由不給，二是要天文數字的美元。我們決定自己干，通過和國防工業系統的密切合作，終于制造出中國自主開發技術的高級防彈檢閱車。

　　1984年10月1日那天我在觀禮臺上忐忑不安的注視著小平同志乘坐敞蓬防彈車檢閱三軍部隊，直到他回到天安門上我才松了一口氣。11月3日，小平同志特地為一汽簽發軍委嘉獎令，表彰汽車行業的同志為閱兵所做出的貢獻。4年后的1988年，紅旗恢復生產，秘密研制高級防彈轎車的技術資料為紅旗不倒和繼續高揚提供了更堅實的基礎、更廣闊的空間。據我所知，小平同志后來一直乘坐紅旗轎車。

　　百年小平誕辰之際，在他的老家四川廣安的陳列館中，他生前酷愛的民族品牌“紅旗”轎車陳列在那里——它寄托著一汽人對小平同志的熱愛，更為自己的民族品牌日益強大，而甘心憤發“寂寞”，用一汽集團的掌門人竺延風的話說：紅旗不倒，解放不放！如今，一汽人正通過馬自達6的平臺，修養生息——新建成一座新型的轎車生產基地，為今后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8月22日，胡錦濤在小平同志誕辰百年紀念大會上說：“我們要堅持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充分利用重要戰略機遇期，切實抓好發展這個執政黨執政興國的要務，推動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